太离谱！以军无人机向记者车队下手挂着新闻标

　　周六，在记录了一整天破碎的家庭和被毁的房屋后，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记者法蒂玛·弗图尼与同事们正行驶在黎巴嫩南部的卡法尔胡纳至杰津公路上。就在此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发起了攻击。

　　第一枚导弹击中了这辆有着明显新闻标识的车辆附近。法蒂玛设法逃离，但紧接着第二枚导弹袭来，随后是第三枚和第四枚。这次以色列的袭击夺去了弗图尼、她的兄弟以及同行记者阿里·舒艾卜的生命，两名试图施救的平民也一同遇难。

　　当另一位同事贾迈勒·加拉比随后赶到袭击现场时，车辆几乎被完全摧毁。现场仅留下了一件还在冒烟的新闻背心残骸、一条她随身携带的巴勒斯坦头巾，以及这位将“见证”作为唯一武器的记者留下的最后印记。

　　弗图尼是众多勇敢的记者之一。尽管她已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对真相的执着支撑着她继续前行。就在几周前，她的叔叔及其家人在一次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而她当时正通过广场电视台的直播报道了这一惨剧。

　　周六，当这三名黎巴嫩记者遭到袭击时，他们正乘坐在一辆带有清晰新闻标识的车辆中。短短几秒钟内，真相的载体化作了恐怖的废墟。

　　以色列军方公开承认了这次袭击，声称舒艾卜隶属于的一个情报部门，并一直在追踪以色列军队的动向。与此前无数的案例如出一辙，这些指控并未提供任何公开或可经独立核实的证据，直接将受害者扭曲成了被告。

　　杀害记者，随后将其工作定为犯罪，是以色列屡试不爽的策略，这也是黎巴嫩“加沙化”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该地区主要的“流氓国家”，以色列试图压制全球媒体的调查，并且其策略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目前，许多媒体正沉迷于分析美以对伊战争的地缘政治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以色列在整个地区发动致命袭击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如果没有记者努力探寻真相，追究个人和国家责任的前景就会被遗忘或忽视。这是以色列精心设计的“煤气灯操纵”策略的一部分，该策略旨在免除士兵即使在犯下最明显、最残暴罪行时的责任，例如在斯德泰曼等拘留设施中对巴勒斯坦囚犯的虐待。

　　以色列师迈克尔·斯法德指出，斯德泰曼是一个“道德黑洞”。他表示，这“彻底揭穿了以色列的巨大谎言，即所谓存在一个专业的、独立的调查和起诉系统，能够实质性地追究违纪士兵的责任”。

　　每一个案例都遵循着熟悉的模式：致命袭击发生后，紧接着便是将其妖魔化以进行辩护的叙事。

　　在黎巴嫩，这种逻辑在记者屡遭杀害的事件中显露无遗。从路透社摄像师伊萨姆·阿卜杜拉，到在黎巴嫩南部工作时遇害的广场电视台记者法拉赫·奥马尔和拉比·马马里，悲剧不断重演。

　　2024年10月，以色列的另一次袭击击中了哈斯巴亚一个带有明显标识的媒体大楼，导致三名记者丧生，另有数人受伤。

　　每一个案例都遵循着熟悉的模式：致命袭击发生后，几乎立刻就会出现将其妖魔化以进行辩护的叙事。

　　甚至连救援行动也未能幸免。“连环打击”——即发动一次袭击后，趁医护人员和记者冲入现场时再次进行打击——的逻辑，已成为当代战争中最令人胆寒的特征之一。这种战术不仅是为了杀戮，更是为了威慑“见证”这一行为本身。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被记录为历史上对记者而言最危险的冲突。在加沙遇害的记者人数，已经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遇害记者的总和。

　　去年，保护记者委员会报告称，共有创纪录的129名媒体工作者遇害。这是该组织自三十多年前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字，其中三分之二的死亡事件由以色列造成。

　　在加沙、黎巴嫩以及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其他战区，记者们记录下了自己临死前的最后时刻。正如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谢里夫的遭遇一样，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遭到了公开指控和网络暴力，被声称与哈马斯或其他武装组织有关联。

　　今年1月，记者阿卜杜勒·拉乌夫·萨米尔·沙特在新婚仅几天后，与两名同事·卡什塔和阿纳斯·加尼姆一同遇害。当时他们正在加沙中部的扎赫拉地区记录以色列的战争罪行和平民的苦难，那是我的故乡，如今已不复存在。以色列随后声称他们当时正在操作无人机。

　　无论是在加沙还是黎巴嫩，这种模式始终如一：以色列将受害者定性为罪犯，以此来逃避任何责任。然而，这给现代世界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

　　在这个公众信任不断流失的时代，人工智能生成的垃圾信息、大规模的虚假信息运动，以及遭到严重破坏的国际法体系，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人类进行调查、核实和事实核查。

　　曾在报道叙利亚霍姆斯战事时殉职的记者玛丽·科尔文曾留下这样的话语：“我们深入偏远的战区，去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公众有权知道，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在以我们的名义做些什么。”

　　她进一步强调：“我们的使命是对权力说出真相，我们向国内传回历史的第一份草稿。在揭露战争的恐怖，尤其是降临在平民身上的暴行方面，我们能够而且确实正在发挥作用。”

　　当杀害记者成为一种国家政策时，它将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风险。正如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事实，我们就无法抵抗——抵抗将变得不可能。”

　　杀害记者不仅是，更是对真相、诚信和问责制的犯罪。每一位遇害的媒体工作者，都是一盏被熄灭的真相之灯，而那些熄灭灯火的人，巴不得让黑暗的帷幕笼罩整个世界。